木 槿

据《西江日报》报道，作为肇庆市唯一的少数民族乡，怀集县下帅乡来了一位曾在京东集团从事管理工作8年的“乡村CEO”——周泓辰。他的到来，为民族地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作为农业大市，肇庆去年通过农村职业经理人专场招聘，选拔10名“乡村CEO”，作为连接政府、农民、市场的纽带，带领农村的管理队伍走向专业化，帮助农民增收致富，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截至目前，自10名“乡村CEO”到岗以来，谋划项目35个，预计吸收总投资8317万元，正在实施项目27个，已落实投资总额1987万元，已为村级集体增加收益108万元，预计全年为村级集体增加收益393万元。    

“乡村CEO”在充分发挥作用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短板，如农村职业经理人仍需提升综合能力赋能项目谋划和招商引资、建立完善配套制度、加强与农业农村的接轨融入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作出系统部署，其中专门提到“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而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有序引导城市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下乡服务，农村职业经理人（又称“农村CEO”）作用必须得到有效发挥。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破除短板弱项，更好发挥“乡村CEO”作用，赋能“百千万工程”，绘就乡村振兴新篇章。    

首先要更好发挥政府指导作用。因为乡村没有委托传统、缺乏委托机制、难以承担委托成本，需要地方政府投入前期沉没成本，完善相关委托代理及监管考核机制，建立健全农村职业经理人市场秩序。因此，要遵循产业发展与人才振兴的客观规律，重点放在对职业经理人及其团队的政治引领、监督奖惩和风险控制，协调乡镇、村集体与职业运营团队的利益联结，保障财政支持资金保值增值，将考核重点放在职业经理人及团队的“工作过程”与“服务质量”上。同时，保留对乡村产业发展重大决策的“一票否决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协调经济效益和政治领导的双重要求。    

其次要允许“秘书型”与“经理型”并行发展。“乡村CEO”是由当地政府以财政经费支持，由市统一招聘，各级联合参评选拔，其实际任用，可能会带来县（市）、乡镇、村庄与职业经理人能力意愿的潜在冲突。现实中，有的镇村干部缺乏促进经济发展能力，迫切需要有专业人才分担产业发展压力，也愿意将经济权力分置，适合招募“经理型”职业经理人全权处置相关工作；也有的镇村干部，尤其是部分新换届村书记、第一书记、选调生等群体，实际具备干事创业热情和基础能力，更期望招聘“秘书型”职业经理人来辅助执行相关经营决策和项目运转，提供法律、市场、政策等专业咨询，保持对集体经济发展方向的把握。为适配基层需求，建议实行“秘书型”与“经理型”并行的多元化的职业经理人模式，允许各镇、村根据自身发展需要进行人才类型申报，对不同类型人才分开招聘考察，切实补齐乡村产业发展智力短板。    

同时也要完善相关委托代理及激励考核机制。将“乡村CEO”的个人利益与村集体经济发展相挂钩，经村民（股民）代表大会通过，乡镇政府审议，预留一定比例的资本股，为职业经理人个人、运营团队、乡贤（独立董事）、合作企业提供股权配置。完善绩效考核综合指标，发挥经理人要素市场竞争机制和声誉机制作用，除资产盘活、收入增幅、招商项目等经济指标外，增加村民满意度评价指标，延长招聘服务期或制定续聘机制，让农村职业经理人吃上长效“定心丸”，鼓励农村职业经理人从事有利于本地社会民生的长期性基础产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