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明红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回顾党的历史,1978年至今的46年间里,中国共产党已召开了10次三中全会,改革与发展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不变主题。
看到“改革开放”的字眼,很多人都会想到承包鱼塘雇工第一人——陈志雄。
改革开放之初,陈志雄承包鱼塘雇工引发的讨论,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的标志性事件,有人形象地称之为“春天的故事”中的一朵耀眼鲜花。借陈志雄承包鱼塘雇工事件,沙浦沙一村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广东村落被推到全国人民面前,跟随历史巨轮的转动,谱写了一曲中国农村专业承包到户变革的肇庆赞歌。
初试牛刀——变“鸡肋”为致富之源
“你说陈志雄呀,就是那个第一个承包鱼塘的?我们都知道,从小听着他的故事长大。”走进鼎湖区沙浦镇,天光云影间,一方方鱼塘或蓄养着满池家鱼,或是满眼碧绿种着当地特产肇实。这里地处三角洲地区,江流、河涌阡陌纵横,塱塘、水洼密集,是养鱼的好地方。在这里,人们口口相传的,正是引发全国关注的先行者——陈志雄的故事。
已经退休的沙浦镇沙一村党支部原书记、主任陈树秋回忆,1979年他刚满21岁,跟着父辈干活,与他家相隔200米远的陈志雄是大家的学习对象。
时间拨回到1979年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引领着农村经济政策改革,时年42岁的原高要县沙浦公社沙一大队(现鼎湖区沙浦镇沙一村)第六生产队社员陈志雄主动请缨,率先承包了沙二生产队的8亩鱼塘,得到了大队党支部书记梁新的大力支持。
当时,这8亩鱼塘被当地人叫作“烂塘”“牛路尾”,也被沙一大队视为“鸡肋”,食之无肉,弃之可惜。当地农民在种粮之余,还得浪费人力看管鱼塘,大队内争论不休,让梁新伤透了脑筋。但陈志雄的主动请缨在梁新看来并不出奇,因为陈志雄就是这样的性格,有胆识、有魄力。
当时,为了多赚点钱,每到收工时间,别的社员都赶忙回家吃饭休息,陈志雄和妻子则在回家路上采上两大包莲叶,回家晒干后,再找机会到广州、肇庆的市场卖掉。有一次,听闻妻子娘家的村子要接电灯,陈志雄偷偷把这份小工程承包下来,一个人包工包料,仅几天就把全村的电灯接亮了。1968年,沙一大队办五金厂时,梁新把陈志雄任命为供销员,负责穿梭于广州、深圳等各大城市间采购,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
陈志雄承包鱼塘的建议,让梁新心思活络了起来。思虑良久,他最终同意了这一建议。经生产队社员大会通过,陈志雄获得了8亩鱼塘的经营权,个人包工、包产、包成本、包经营管理、自负盈亏,年上交生产队承包金1700元,开农村专业承包经营的先河。就在那一年,在全队农民年收入仅为241.2元时,陈志雄净赚了6100元。
“这不是做梦吧?”梁新异常惊奇。陈志雄向他细细解释:他不购买成品鱼苗,反而购买一块钱一大杯的混杂鱼苗,自己提纯、分类,再养成清一色的鱼苗销售,成本低效益好。这样的成绩,让梁新对承包鱼塘的前景长舒了一口气。
突破禁区——首创雇工先例引全国大讨论
从不起眼的“鸡肋”鱼塘上获利,让陈志雄信心倍增。1980年春,陈志雄再次向生产队提出要求扩大承包鱼塘面积,通过投标等方式,他的承包面积达到141亩。随着承包面积的激增,光靠陈志雄和家人打理显然不够。为此他又找到梁新,希望长期雇用工人帮忙管理。
当时,雇工问题一直是生产经营领域中的一个禁区。碍于当时的环境,梁新只敢安排自己的妻子去帮忙,成为陈志雄的第一个雇工,每日负责定时到鱼塘喂鱼、打鱼草。除了每月高薪雇佣,陈志雄还每天免费提供午餐。但即便是这样,劳动力依然不够,每到繁忙时节,陈志雄还以每天3元高价雇请日工。
风风火火的1980年,陈志雄在他承包的鱼塘里“遍地开花”,育苗、养成鱼、种肇实,全年总产值达3万多元,纯收入15150元。到1981年,陈志雄的雄心更大,承包范围横跨沙四大队、苏三大队,共承包了497亩鱼塘及水稻田。由于面积大、所需工人多,一个壮观的场面出现了,每到割鱼草和捕鱼时节,陈志雄的鱼塘里、塘基上、田垄间,老老少少全是人,日工成百上千。
很快,陈志雄声名远播,如同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石块,水圈不断扩散,不仅引起了民间重视,也引起了全市、全省乃至全国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关注。“一下子他就成了‘红人’了,每天收到一百多封全国各地来信,都来请教他怎么承包经营,还有要求来给他当雇工的。”梁新回忆道。
1981年初,按照省委要求,肇庆地委和高要县委成立调查组,联合采写了《关于陈志雄承包鱼塘三百多亩的情况调查》,认为陈志雄这样做“集体增加了收入,承包者也有所得益”。
当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在二版头条上刊登了文章《一场关于承包鱼塘引发的争论》,并指出“在多种经营方面,把农村里很多被埋没的‘能人’解放出来了。新情况给我们提出不少新问题,需要我们按照党的三中全会提出的方针、政策,在实践中认真探索,求得正确解决。”稿件发出的同时,还专门开辟讨论专栏,摘要发表读者来信。
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国上下一片轰动,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论开始了。3个月时间,上千篇来信稿件、23篇重点稿件刊登,最终以北京读者佘大奴、黄克义一篇《进一步解放思想、搞活经济——对陈志雄承包有争论的两个问题的看法》为末期专栏,并加编者按表示:“在这次讨论中,大家发表了不少好的意见,是我们对农村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以后遇到的一些新问题,在认识上又进了一步。”
1983年末,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吴象同志专程从北京来到沙浦,访问了陈志雄,并给他带来了一则好消息,中央可能在第二年出台政策,扶持农村个体经营户从银行贷款。果不其然,国家很快出台了相关政策,这更加激起了陈志雄大干一场的决心。1984年3月,陈志雄把目光瞄准了一块声名显赫的宝地——2300亩的文山乃塱。后来,因经营失败,二儿子也在生产中不幸去世,陈志雄失意地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先行壮歌——传承改革精神继续开创新时代
历史的脚步不断前行,人们的观念也不断改变,但是人们没有忘记先行者的壮歌,文山乃塱那一亩亩鱼塘曾映照着陈志雄和梁新的背影。
曾任高要县委办主任、《农民日报》《南方都市报》等媒体特约记者、《南方日报》通讯员的简桂华,就曾亲身参与了陈志雄雇工事件。
“当时,我参加了省委政策研究室组织调查陈志雄问题交流会、省农委召开的专业户座谈会和经验交流会,很高兴当时的高要县委在压力之下保护了承包鱼塘雇工这个新生事物,更高兴这能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的重要因素。”简桂华记得,1982年省农委召开的专业户座谈会上,任仲夷同志强调“万元户不算富,富了还要富”。而《人民日报》的专题讨论,更是给了高要县委和陈志雄极大的鼓舞。
简桂华认为,陈志雄作为引领农村雇工承包生产的先行者,实际上是中国农民在改革开放后自主发展商品经济的典型,当时改革开放之初,这一事件在《人民日报》引发的全国大讨论,再次延续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解放的进程,对日后肇庆地区乃至全国农村体制进一步改革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陈志雄敢为人先,承包鱼塘、雇工经营,是改革开放初期有全国影响、推进改革开放进程的重大事件,这也为肇庆地区改革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肇庆坚持用好改革“关键一招”,坚持高位统筹、突出重点、大胆探索,在多个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显著成效,持续塑造肇庆高质量发展新优势。其中,“岳山造林”光荣传统得到省委主要领导充分肯定并在全省进行宣传报道,肇庆营商环境水平连续3年排名全省第二档,数字政府改革建设排名全省第一梯队,肇庆“整村授信”和端州区村集体土地过渡性开发等2个改革案例被省委深改委发文推广,肇庆数字政府改革、省际“睦邻廊道”、“全肇办”涉企服务模式、“双容双承诺”改革、玉器信用可视化监管改革、地理标志运用机制改革、高要区供水“三同五化”、封开县“景村一体、政企协作”模式、肇庆高新区“云碳贷”等改革创新案例均获评全国优秀、典型案例进行推广。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仍然需要昔日陈志雄承包鱼塘雇工的勇气来照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书写更加辉煌的历史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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